香港主理房屋政策的官員多為政務官，其通才訓練只能讓他們順應民意代表的意見，欠缺國際視野和通盤政策考量，在政策出台前不但沒有參考聯合國的《足夠住房》研究報告，而且無視大學和團結香港基金的研究結果，只懂因循依賴私營市場和房屋擁有制，根本不能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。

要解決房屋問題，首要是改變產權的處理。現在的公營房屋政策，因官員不敵資本主義和民意壓力，嚴重違反了要讓更多巿民安居的政策原意。居屋和租置公屋業主在補地價後，可在公開巿場放售，地產代理會安排買家負擔補地價的差額，這是用私有產權方法去處置公共資源，是大錯特錯的處置。

究其原因，有房委會委員認為，由於居屋和租置公屋的出售是經過買賣合約，由銀行於政府擔保下承造按揭，這樣如私人物業的買賣方式，便不應約束公營房屋業主支配產權的自由，這是一個荒謬的歪理。居屋和租置公屋的產權，實際上是由房委會和合資格巿民共同擁有，政府用公帑資助巿民置業，並向銀行特別擔保其按揭申請，其產權不應以純私人樓宇買賣的私有產權去處置。

香港主事房屋政策的官員和大眾巿民，誤把公有資產作純私有房產處理，還以自由支配產權作藉口，合理化炒賣行為，令出售公營房屋制度徹底崩壞。

居屋和租置公屋於私人巿場出售獲利，是公營房屋業主於滿足安居的「住屋需求」後，求取物業資產增值的「投資需求」，政府的公帑絶不應用來資助巿民炒賣物業。時任房屋局局長曾指出，長策會和公眾諮詢曾多次提出這個觀點，可是官員只懂因循舊有政策，推說怕前後制度混亂，以社會未有共識為藉口，拒絶修改政策。這種不分公產私產的政策結果，變相令公屋的成交價，推高私樓樓價。

要解決公產私產不分的問題，可以參考新加坡建屋發展局買賣組屋的政策，所有資助房屋的買賣必須由房委會的專責部門管理，這樣既可防止公共資源流入私人巿場，亦可防止公營房屋的寶貴資產，被全球量化寛鬆的泛濫資金所蠶食。只有在政府可控的情況下，管理所有公營房屋的買賣，才是上策。

世界衛生組織於2019年年初，新冠肺炎未爆發前，公布全球10大健康威脅報告，排第一位是空氣污染和氣候變化，第二位係「非傳染性疾病」如糖尿病、癌症、心臟病等，第三位便是全球性流感，第四位是脆弱的醫療系統，第五位是抗藥性細菌，第六位是伊波拉同其他高危病原體，第七位是窘乏的基層醫療，第八位是「疫苗猶豫」，最後第九和十位先至係登革熱同愛滋病。

在新冠肺炎肆虐下，對於香港來說，我們最需要注意的是，第三位的全球性流感同第八位的疫苗猶豫。根據衞生署「流感疫苗接種計劃」2018-2021年的統計數字，去年的總接種數字，較前年多出百分之十七。我們民主思路社區實驗室了解到，如果雙重感染新冠肺炎和甲型流感，死亡率會高達5倍。為了要保障巿民健康 ，我們在「香港醫護學會」的協助下，在2020年10月9日為80位香港居民接種了四價流感疫苗，當中大部分是50歲以上的合資格人士，亦有少數族裔參與活動。適逢中秋佳節，我們為每位接種者送上一盒流心奶黃月餅，以向他們共同抗疫表達謝意。

世界衛生組織的疫苗諮詢小組發現，「疫苗猶豫」背後的3個主要原因，第一係「自滿」，一些「最缺乏專業知識的人，往往對自己的認知最有信心，民眾錯誤地認為自己的認知是最優秀的。」 其次就是接種疫苗的方法不方便，第三才是缺乏信心。

我們民主思路社區實驗室，希望廣大的香港巿民，要相信正確的醫療資訊，疫苗接種是預防疾病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。如果我們要戰勝新冠肺炎，就要保持高水平疫苗接種率，才能讓疫症絕跡。 保護自己，保護家人，預防勝於治療，及早接種疫苗。

筆者有幸於 2021 年 5 月 25 日參與劍橋大學耶穌學院中國中心(China Centre, Jesus College, Cambridge University) 一個題為「未來的香港」的網上研討會，主持人是英國知名中國專家彼得諾蘭(Professor Peter Nolan)，另外四位嘉賓分別為香港科技大學客座教授崔大偉(Prof. David Zweig)、香港大學江樂士教授、英國新聞工作者伊莎貝爾希爾頓 (Isabel Hilton) 和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資深大律師，與會者約有 80 多人。

一看主持人和嘉賓陣容，已感到主辦方力求不同觀點的初衷。崔大偉教授以「一國兩制的失敗」為研討會作起首發言，道出「一國兩制」在理念上根本的衝突位，引至本土主義升温，中國香港人身分認同的矛盾，香港國安法突顯出中國的不安感，最後以中央和香港政府，以及「非建制派」和「建制派」的失誤，來總結香港的未來是幽暗和不明朗的。

江樂士教授利用大量的法律條文和案例，向與會者解說《國安法》實施如何能進一步強化香港的法治，香港並未有如西方傳媒所渲染「法治已死」的情況。在《國安法》下香港的法官和律師仍能秉持司法獨立的原則，中央和香港政府從來沒有干預法官判案。如果英國政府真心關注香港的司法獨立，為何會嘗試阻止英國法官服務香港的高等法院呢?

英國新聞工作者伊莎貝爾對香港的未來不感樂觀，她從國際輿論對香港的負面評價、香港移民湧入英國加拿大澳洲和台灣的例子，去論證香港人的不安，她認為中國政府對香港異見人士的打壓，是有違國際人權標準。

湯家驊資深大律師以歷史道出香港國安法的原由，中國過去百年歷史，清朝末期被八國聯軍入侵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又再被日本和西方國家聯手攻擊。他希望英國學術界能轉換角度，去理解中國政府為何會把「國家安全」放在所有考量的首位。英美譴責中國違反《中英聯合聲明》，事實上條文根本沒有提及《國安法》。

由於與會者眾多，主持只能讓講者嘉賓交流，其餘參與者則在聊天室筆戰。筆者在聊天室中，與疑似「非建制派」政黨前主席辯論，她逾 50 名志友涉犯《國安法》被捕事件。最精彩是她以 BBC 新聞連結以支持其論述，卻有與會者以不信任的表情符號回應，笑言 BBC 已失信於全球。筆者在論壇中，深感國際學術界仍有客觀討論中國和香港政情的空間。只要大家携手，合力在不同的國際平台發聲，定必能扭轉西方的偏見。

香港經歷過2019和2020年不平凡的兩年，怎樣才能從大亂之後尋求大治呢？極端政治下誰適合當特首？

根據民主思路2021年最新一期的《一國兩制指數》報告，「温和派」巿民上升了3.6個百分點至53.6%，「非建制派」下降5.3個百分點至35.7%，只有10.6%的香港巿民承認自己是「建制派」。香港巿民正有走向去激化之勢。「非建制派」和「建制派」均正朝向衰落期，而「温和派」開始日漸成熟，可惜在選舉中卻未能轉化成選票。

然而，在《港區國安法》和完善選舉制度雙重壓抑下，「非建制派」變成敢怒不敢言的隱蔽力量，他們正待時機，趁即將進行的三場選舉爆發。在政治鐘擺效應下，管治者要防用力過猛，把政治由極右端推向極左端。社會穩定的要素在於，政治氛圍要得到平衡，要讓巿民保持理性温和，其領袖必須要是温和愛國人士。要在香港培育理性温和土壤，政治資金鏈不宜只投向極端人士，而特首、問責官員、選委和立法會議員們亦須有國際視野、實事實幹和去激化。

候選人亦要注重應用基礎的研究和經驗整理，找到對公共價值政策創新方案。候選人要有超前的布局，要有打破政治既得利益的擔當，透過政治情境規劃和場景的模擬，為香港政治發展構建出新的路線圖，為「非建制派」和「建制派」在新局面中軟着陸，對沖各派的政治風險。

筆者引用習近平主席多次在不同場景發表講話的用語：「鍥而不捨，久久為功」。管治者要有整體軟性政治規劃，令各派都能從合作中共贏，才是香港賴以生存之道，使香港特殊的一國兩制，為人類政治結構的發展，跟上全球化的節奏。